阴山河套古代遗迹
阴山河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古代曾将阴山以南之河套（俗称后套）及今鄂尔多斯地区统称“河南地”。阴山西段的狼山古称阳山，气势宏伟，横亘河套之北，是河套地区的天然屏障。镌刻在狼山中的数万幅岩画，揭示了这里史前的璀璨文明。黄河古称河水，曾沿狼山脚下流过，并在河套西部形成一处大泊——屠申泽。秦汉时，狼山林木葱葱、满山翠绿，山前河水滔滔、沃野千里。北魏时，河套西南开始出现沙漠，到宋太宗时，已“沙深三尺，马不能行”［1］，近代竟发展成为浩瀚的乌兰布和沙漠。
战国秦汉时期，阴山河套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这里不断发生交替和碰撞，成为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长期争夺的地区。
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崛起于大漠，与中原形成“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2］的对峙局面。为抵御匈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3］，并沿阴山筑长城至高阙，使赵国势力首次达到阴山河套一带。之后，赵孝成王元年（公元前265年）又派大将李牧破匈奴十余万骑，将匈奴拒赵长城之北。战国末，中原大乱，匈奴趁机越过阴山占据了河套等广大地区。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将蒙恬率兵30万攻打匈奴，迫使匈奴北撤700里退到阴山以北。秦取得河套后，在这里设置了九原郡。秦末汉初，中原又乱，无暇北顾，阴山河套复为匈奴所踞。到汉武帝时，国力逐渐强盛，遂对匈奴开始了连续多年的战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出击，赶走了盘踞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并将秦九原郡一分为二，（基本以今乌粱素海为界，）东部为五原郡，西部为朔方郡。从此，汉王朝控制阴山河套长达二百余年。
战国秦汉控制阴山河套期间，均在这里修城筑塞、移民实边。尤其是汉代屯垦戍边的数百年间，于这一带置郡县、修障塞，留下多处长城、烽燧及古城、墓葬等遗迹。立于长城上、古道边，“大漠孤烟 、长河落日”，一派昔日边城景象顿现眼前。
一、北河与屠申泽
据《水经注》记载，古代黄河人套，南北分流，史称“南河”、“北河”。南河是支流，由今磴口县哈腾套海林场以北一带分出后向东流去。北河是主流，于南河分开后，向北直奔阴山，受阻后折向东流，并沿山流经杭锦后旗、临河区、五原县、乌拉特前旗，出西山嘴与南河汇合。史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曾“出长城，北登单于台，临北河。”［4］此处之北河，即指今狼山前的黄河故道—旧五加河。南河与北河之间的这一广阔地带，秦汉称之为阴山河套。汉代，河套依山带水，沃野千里，曾是鸡犬相闻，阡陌纵横的繁盛垦区。到清代，北河河道渐行湮塞，流量逐渐减少，终至道光年间消失。
北河消失的原因，除北方气候变冷影响到阴山森林植被逐年减少，以致水土流失加剧，对山下的黄河构成威胁的自然因素外，人类活动的“加速作用”也不可忽视。
古代，阴山山脉有良好的森林植被，如汉郎中侯应云：“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园囿也”。［5］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于阴山南麓修筑长城，使阴山茂密的原始森林首次遭到破坏。两汉时期，为抵御匈奴，汉王朝沿阴山修城筑塞、屯垦戍边。出于军事及生活需要，大规模垦荒和砍伐森林，使这一带的草原和林木迭遭破坏。北魏时，阴山森林时也曾被采伐，如《魏书·世祖太武帝本记》云“乃迁就阴山伐木，大造工具。”《资治通鉴》中也有“再谋伐夏”之说。唐朝为防御突厥，也仿效前朝屯戍阴山河套，同样大兴垦殖，伐木烧荒，使阴山森林资源不断减少，山南草原迅速沙化。金代汪古部戍守阴山及垦殖山南期间，也将大片草原和森林破坏。蒙古崛起后，连年征伐西夏、金、宋等，北方烽火连天、战乱不止、居民逃散，使阴山以南的大片土地荒芜，沙化进一步扩大。明代，军队不断出塞烧荒，又使阴山林木和大片草原受到破坏，生态更加恶化［6］。如明人所说：“昔之河套，一寸一金；今之河套，黄沙漠漠。”［7］到清代，包括狼山在内的整个阴山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殆尽，曾是林木繁茂、百兽出没的阴山，除少数几片次生林外，几乎全部变成光山秃岭。
随着阴山森林植被的消失，加剧了山洪爆发和水土流失，并在山前形成大量山洪淤积，从而对流经山下的北河构成威胁，迫使其不断改道。
历代中原王朝在屯戍阴山河套期间，大片草原即原生植被已在大规模的垦殖中遭到破坏，垦区一但被放弃（如东汉后期，因战乱，这里“郡县并废”，边民逃散，垦区被迫放弃。）,耕地全部荒芜，大片土地由于缺乏植被覆盖而裸露在外，在长期的风蚀作用下，地表土被吹裂，沉沙泛起，久而久之形成沙漠［8］, 北河在山洪淤积和流沙阻塞下终于湮废消失。
北河消失后，在河套留下众多故道和湖泊沼泽（海子）。此类遗址多被后世重新开发利用。如河套灌区的乌拉河、杨家河、黄济渠等干渠即开凿于原北河故道遗址上。更多的遗址已被开垦种植。尚未湮塞的遗址虽历尽沧桑，然故道痕迹随处可见。
磴口县境内的补隆淖尔村至包尔套勒盖农场之间，依次分布有三条北河故道，分别距补隆淖尔村5公里、20公里、30公里。另外，陕坝与二道桥之间、杭后团结镇至旧五加河之间均有北河故道分布。以上故道长度由数公里至数十公里不等。
原北河故道，遗址大多被摊平耕种，已看不出原貌。尚可分辨的故道河床，轮廓也多漫漶不清，且非沼泽即碱滩。而乌兰布和沙漠中，却保留有多处北河故道。断断续续的河床宽阔、清晰，并大多积水成泽。
最长的北河故道——旧五加河位于狼山前，沿山呈东西走向。周围地形低洼、广阔，并分布有许多湖泊、沼泽。故道遗址上修通了河套西部至乌粱素海的排水总干渠。这里，绿水、黄沙、青山交相辉映，形成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
磴口县钩心庙附近的一段黄河故道，呈南北走向，长约数公里。此处河床宽阔，冲刷痕迹清晰，且岸陡潭清、蒲青苇密，十分幽静。故道西岸还有汉墓群分布，约百余座，有的墓葬竟在河岸内侧下方的河滩上，可见古人有临河择穴的习俗。
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西南有一段黄河故道，长约5公里，河床宽近千米，岸坡高约4米，呈东西走向。故道积水且长满蒲苇。这条宽阔的条状湖，像一条绿色飘带蜿蜒而去，与两岸数以千计的汉墓交织在一起，显得格外幽深荒寂。
在一些尘封千年的汉代故城附近，也可看到当年的北河故道。如补隆淖古城（临戎）西、包尔套勒盖古城（三封）东、沙金套海古城（寙浑）东南、脑高古城（沃野）南等。这与《水经注》“河水又北，经临戎县故城西”、“河水东北经三封县故城东”（改道后）、“河水又北，迤西溢于寙浑县故城东”的记载是吻合的。另外，以上汉城均临河所筑，说明当时已具备了相当的河运条件。
北河流经河套西部时，河水溢出，曾于山前形成一处大泊，即屠申泽。《水经注》云：“河水又北曲而为南河出焉。河水又迤西溢出寙浑县故城东，……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一百二十里，故《地理志》：‘屠申泽在县东，即是泽也’，阚骃谓之寙浑泽矣”。北河于清道光中叶湮断后，屠申泽也随之消失，遗址上仅遗留下大大小小的众多湖泊。
从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复原的屠申泽图形看，屠申泽形似橄榄球，中间大，两头尖，大致位置应在今磴口县中北部和杭锦后旗西南部一带。其具体位置应是：东至磴口县原四坝乡、杭锦后旗原查干乡、二道桥乡、三道桥乡一带；南至磴口县原沙金套海苏木、公地乡以北一带；西至乌拉特后旗乌兰呼素、达巴图沟前；北至狼山脚下。粗略测算东西长约50公里，面积当在700平方公里左右，与《水经注》“泽东西百二十里”［9］的记载基本吻合。
实地观察，屠申泽遗址北部是狼山，南部是乌兰布和沙漠，即原汉代垦区，中间广阔地带的地形普遍低洼，且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具备了大型湖泊形成条件。今河套西部的太阳庙海子、永明海子、李支海子、西大滩海子及哈尔布郎海子、六连海子、八连海子等，即是碧波万顷的屠申泽消失后，遗留下的最后几片湖泽。
古代，屠申泽与阴山、北河共同构成一道天然屏障，曾在中原王朝抵御外侮和捍卫疆土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二、汉代古城
汉代，与匈奴仅一山之隔的河套及以南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诚如汉武帝的谋臣主父偃所言；“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历史上匈奴，内省转输，成漕。广中国备边之本也”。汉初，国力尚弱，阴山河套为匈奴所踞。到汉武帝时，国力渐强，遂采纳主父偃之柬，开始了对匈奴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遣四万骑北出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代郡（今河北蔚县）、云中（内蒙托县北）雁门（今山西代县）寻匈奴作战，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击败盘踞河南地的楼烦、白羊王，夺回阴山河套，并置五原和朔方两郡。在以后的几年中，卫青、霍去病等又多次越过阴山对匈奴进行打击，使阴山以南再无匈奴踪迹。［10］
汉王朝夺取阴山河套后，便开始大规模移民实边。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取河南地……兴十万人筑卫朔方”。又“募民十万口徙于朔方、五原”。［11］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12］。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山东被水灾，居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万口，并贷以资费亿计，先为屋宇，具田器，徙民日众，垦殖大盛”［13］。元鼎一至六年（公元前116年—公元前111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4］。经过上述大规模移民，边郡人口大增，其中朔方郡的人口已增加到136,628人［15］。
朔方郡创立之初，匈奴边衅不断，人民生活尚不安定。自汉宣帝即位后，情况才有所转变。原因是匈奴内部分裂，南匈奴王呼韩邪单于不敌对手，只得于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款塞称臣与汉修好。汉王朝为绝边患和结束长期纷争局面，也采取了怀柔政策。正如《后汉书·南匈奴传》所云：“宣帝值虏庭分争，呼韩邪来臣，乃权纳怀柔，因为边卫，罢关缴之儆，息兵民之劳，南面而朝单于，朔方无复兵马之踪，六十余年矣。”在这60余年的和平环境中，边郡垦殖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人民炽盛，牛马布野”［16］、“至孝宣之世，……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宴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庶黎亡干戈之役”［17］的繁荣局面。边郡建制也得到空前发展，形成：“朔方郡县十：三封、朔方、修都、临河、呼遒、寙浑、渠搜、沃野、广牧、临戎”［18］。
上世纪60年代，这批尘封了近2000年汉代遗存才被重新发现。
1963年夏，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俞伟超等根据周恩来总理就乌兰布和沙漠发现古代墓葬一事做出的：一定要查明这些墓葬是什么时代的，为什么要埋到沙漠里来的亲笔批示，深入乌兰布和沙漠北部进行科学考察。
科考队在河套西部的沙漠中发现了多处古城遗址和古墓葬群，他们根据发掘结果，得出了这批遗址是汉代遗存的结论。并根据有关资料，确定了一批故城遗址的名称和设置年代。依据为：《水经注》“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河水东北迳三封县故城东，汉武帝元狩三年置，《十三州志》曰在临戎县西百四十里。……河水又北迳临戎县故城西，元朔五年立，旧朔方郡治。……河水又北有枝渠东出，谓之铜口，东迳沃野县故城南，汉武帝元狩三年立……枝渠东注以灌田，所谓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于寙浑县故城东，汉武帝元朔二年开朔方郡县，即西部都尉治。……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一百二十里，故《地理志》曰：屠申泽在县东，即是泽也。……河水又屈而东流为北河。”又“河水自屠申泽又屈而东流，为北河，东经高阙山南，又东经临河县故城北”。
在全面考证遗址的基础上，基本确定了5座汉城的具体位置：
三封县，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置，故城遗址在今磴口县包尔陶勒盖农场九分场南约2公里处。现故城遗址大部被流沙覆盖，已无法看清其大概轮廓。遗址靠北有一处高数米的土丘，可能是原来的一处建筑。其周围洒落着许多灰白色的砖瓦陶片。查考古资料，早年该城呈正方形，边长118米，还套有外城。资料还记载这里曾发现水井和多处砖窑等遗迹，并收集到金属箭头和汉代古钱。该遗址西南部有一条黄河故道，河床宽阔，约有1000米，并积水。此条故道因系北魏时的遗址，故与《水经注》“河水东北经三封县故城东”的记载有出入，由此也可看出的古代黄河的变迁过程。
三封县故城南部和西南部均有大片汉墓群分布。据六十年代考古发现，三封故城附近的汉墓群规模很大，数量也远多于其他处。这里的墓葬曾于早年遭受到严重破坏，大多被掘开。在文物部门抢救发掘中，发现有砖壁木椁墓、大砖墓和小砖墓等几种规格。出土的随葬品中，陶器居多 。距此南约10公里处，也发现一处汉墓群，同样被掘得的一片狼籍。以上几处墓葬年代均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
临戎县，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置，《方与纪要》中记载“临戎城在后汉为朔方郡治”。故城遗址在今磴口县原补隆淖乡河壕村一带。现遗址上堆积着沙丘，稍平整的地段已被耕种。城的轮廓已不清晰，仅见一条土垄，高约1米，似此城的北墙。遗址上随处可见汉代绳文砖瓦、陶器残片，并可拣到铜箭头和五铢、大泉五十等汉代钱币。
早些的考古资料记载，该城呈长方形，南北长630米，东西宽450米。今故城西部沙漠中发现有黄河故道遗迹，与《水经注》中“河水又北迳临戎县故城西”的记载相符。
临戎故城西南一带的沙漠中，分布有非常密集的汉墓群。这里的墓葬大多早年被掘，据说是为取砖所致。未掘的墓葬也在千年风雨剥蚀中早没了上面的封土堆，以致排列整齐的墓顶券砖裸露在外。早期考古发掘中，这里曾出土一批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和骨器等随葬器物。近年因修建京藏公路而进行的抢救发掘中，又出土文物数百件，其中有一件汉代酒器——铜钫，里面竟还装有深棕色的液体（酒），说明河套人于两千年前的汉代已掌握了酿酒技术。该铜钫及古酒现陈列于陕坝的“河套酒文化博物馆”。
沃野县，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置，故城遗址在今临河区黄羊木头乡脑高村三社附近。现遗址大部为流沙侵占，故城轮廓已难辨认。据早期资料记载，古城遗址呈长方形，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380米，残墙高约1—2米。城墙分内外两层，东西墙中间各开一门，并筑有瓮城。从现今砖瓦遍布的遗址看，不难想象该城当年的规模。
故城遗址以东一带是墓葬群，大多为沙丘覆盖，尚可看到的百余座墓葬被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从现场看，系早年扰动。流沙未至处，大多被摊平耕种，有的地方还埋入新坟。此处出土情况未见记录，许是发掘少的缘故。
寙浑县，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故城遗址在今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西约3公里处。该城是武帝开创朔方郡初最早设立的县，并设西部都尉治，即朔方一带军事机构驻地。寙浑故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据早期测量,东西长250米，南北长200米，南墙有一门，宽约20米，有瓮城建筑。实地观察，寙浑故城规模虽小，却是现今所有朔方故城中保存最好的一处遗址，坍塌成土垄状的城墙轮廓清晰，基本保持着原来古城的形状。遗址上，绳文砖、瓦、陶片等随处可见，并可见到铜箭头和五铢钱。今故城内住有数家农户。
距阴山要塞鸡鹿塞最近得寙浑县，不仅是汉代的戍边重镇，而且当时垦殖已达到一定规模。史载汉宣帝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派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率骑万六千护送呼韩邪单于北归，出鸡鹿塞时，曾“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19］从呼韩邪北归路线看，朔方是其必经之地，窳浑又紧靠鸡鹿塞，并是繁盛的垦区。由此推测，“三万四千斛”的边谷米糒极有可能出自窳浑及邻县一带。［20］
寙浑故城于上世纪初曾遭外国人盗掘。法国奥伦子爵在其《三道河游记》中写道：“早在1905年公爵莱斯坦、步明世在离三道河有三天路程的旷野里，发现了一个被沙漠湮没的古城痕迹，……当时另一个传教士,叫冯学渊，……他很慷慨地领我到这个地方,……我们挖掘古城保尔浩特及土城子的工作,由一小队人,进行了十五天,结果令我失望的是没有得到一点文字记录,但是我见到一大堆杂物、家具、钱币、箭头等地下埋葬的东西。可是埋葬死人的方式是使人感兴趣的，就是把尸体放在瓮中，然后把瓮埋在坟墓里。”［21］
寙浑故城周围分布有大量汉墓,而且十分密集。距此东北、东南各10公里的海子岗和小关井也有汉墓群分布。各处墓葬群共约数千座，上世纪八十年代将这些汉墓群公布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有资料说，该地区的汉墓“……数量多，用材讲究，整齐划一，且均系夫妻合葬墓，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安定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22］
与其他处一样，这里的汉墓经长期洪涝、风蚀，墓葬原来的封土早不存在，裸露在外的墓顶券砖随处可见。加上人类扰动，除一部分墓葬被湮没在沙漠或湖泽中外，各处墓群均被乱掘得一片狼藉。在抢救发掘中，这里出土的铜器类有：灶、甗、鼎、钫、锺、甑、洗、盆、镜、印、弩机、带钩、铺首、当卢、兽面饰、博山炉等；铁器类有：釜、臿、刀、剑等；陶器类有：罐、仓、俑、井、禽、灯、鸮壶、扁壶、盘、灶、鼎、樽、博山炉、鸭、釜等；钱币类有：五铢、大泉五十；该处还出土少量玉器、石器。其他如漆器类，均已腐烂朽毁，仅剩漆壳残片。另出土一件骨尺，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现藏巴彦淖尔市文物站。
临河县，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置，故城遗址在今临河区狼山镇北的古城圪旦。该故城遗址以北不远即是北河和高阙塞遗址，与《水经注》“……为北河，东经高阙山南，又东经临河县古城北。”的记载基本吻合。早期资料记载，原临河故城近呈正方形，东西850米，南北800米，城墙的南北墙有门，并筑有瓮城。以前考古发掘中，曾出土金盘、金饰件和石珠等。传说，1958年群众拉土时，曾在故城内的高地上挖出银瓮一口，内盛金银首饰、珠宝及金质沙冠。
现今遗址上仅可看到一道上面葬满现代坟墓的高地，南北长近千米、宽十余米、高3至5米，疑是该故城的东墙。墙西部普遍低洼，可能系当年大集体拉土剥离所致。
从以前出土的一些器物看，临河故城于汉之后，后代也曾沿用。故城以东8公里处曾发现有汉代墓葬群，现状与其他处一样。
三、长城要塞
古代，阴山河套“田地广、水草美”，是历代中原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长期争夺的地区。为抵御匈奴和巩固疆域，先后有战国、秦、汉等在阴山一带构筑长城。《史记·匈奴传》云：“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文中基本说清了赵长城的修筑背景和走向。有史家考证战国高阙在今临河区以北的两狼山口（石兰计山口），这就说明当时赵国的势力已达到阴山河套一带。《中国古代历史地图册》中说：“赵长城，由今河北张北向西到内蒙乌拉特前旗，另一段起自固阳县北，向西到杭锦后旗西南”。《巴彦淖尔盟志》中又说：“……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修筑的长城……经色尔腾山北麓再过狼山口,在狼山北麓西北伸入乌拉特后旗温都尔西消失。”以上两段文字都肯定了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一带有“赵长城”的事实。 但也有学者认为，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赵长城不可能延伸到阴山河套，狼山山脉中所发现的多处石筑遗迹疑是秦长城。
实地考察，在狼山各山口处附近，均有人工垒砌的石筑障塞和烽燧遗迹。这些遗迹分布在沟口两侧的台地上，也有的修筑在山谷中。此类遗迹大多低矮简陋，除烽燧遗址外，很少见到成形的长城。乌拉特中旗境内和乌拉特前旗小佘太镇附近的狼山中，则有大段长城遗址分布。遗址上，乱石倾圮，锈迹斑斑，走向清晰，随山势起伏伸向远方。有的段落经过整修后，蜿蜒曲折，愈显雄壮。此类长城虽被标识为秦长城，但也不排除是经秦代修缮过的赵长城。
秦统一六国后，曾在阴山一带修筑长城。《史记·蒙恬列传》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兵三十万，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文中的“河南”即“河南地”，指今后套及鄂尔多斯地区；“河”指流经狼山前的黄河，即原“北河”；“阳山”即今狼山。根据《汉书·匈奴传》“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 的记载，说明蒙恬掠取“河南地”即今阴山河套后，在狼山一带修筑长城过程中，充分利用悬崖绝壁、山涧谷道等，因地制宜，稍加修缮即成。
《中国古代历史地图册》图示的一段秦长城的走向，是沿宁夏贺兰山北上进入内蒙阿拉善左旗，复由此继续北上入狼山，沿狼山山脉过河套后，东入乌拉山。秦可能就是利用狼山这道天然屏障“因边山险，堑溪谷”构筑长城。今狼山中所发现的一些零零星星的石筑遗迹，也许就是蒙恬当年修筑的秦长城的一部分。如果赵长城确实延伸到狼山西端，则秦长城与赵长城很可能在同一遗址上。正如《中国古代历史地图册》中所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战国时燕、赵、秦为防御匈奴而修建的长城连接起来，建成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全长五千余里的长城……”
继秦始皇之后，汉武帝也曾于阴山以北大修长城。元朔二年 （公元前127年），卫青北逐匈奴，夺取河南地后，武帝即着手修筑长城。首先将秦蒙恬所筑长城障塞进行修缮加固，如《汉书·匈奴传》中说：“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武帝又遣徐自为修筑东起五原塞（今乌拉特前旗至固阳一带），西北至庐朐（今蒙古国境内一山名）长一千余里的城障列亭，史称“光禄塞”，也称“汉外城”。《汉书·武帝记》载“三年夏，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庐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说的正是此事。
汉外城分南北两道，横亘于阴山以北的戈壁草原上。两道近似平行的长城均由固阳县北西行，经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进入乌拉特后旗，然后再经后旗的巴音前达门、宝音图、乌力吉苏木西北进入蒙古国南戈壁省。乌拉特后旗境内的两道长城相距3至30公里不等。该处长城修筑过程中，充分利用地形特点来确定位置和走向。并根据环境条件，或土筑，或石筑。正如《汉书·匈奴传》所云：“非兼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狼山以北
的土筑长城湮废已久，仅可看到一些时断时续的荒丘土垄，有些长城遗址已变成了简易的牧区公路。原宝音图苏木西南3公里处的一段土筑长城遗址痕迹尚还清晰，一道高约1米的土垄蜿蜒在戈壁荒原上。遗址内侧有一座正方形烽火台，夯土板筑，残高两米多。经长期风雨剥蚀，该烽燧虽面目全非，但仍像一名威严的戍边武士静静地守望在那里。距此不远的小山上，还矗立着一座高约30米、骆驼形状的土红色风蚀岩，蒙语称“川吉”。在此登高北眺，戈壁草原、长城烽燧，在穹窿下显得格外辽阔凝重。
沿宝音图汉长城遗址西行约30公里，到一处叫巴音满都呼的地方，这里曾发现距今七千万年的白垩纪时期的恐龙化石。1927年，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率队的“中瑞联合中国西北考察团”路径此处时，曾将这里的发现发表于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著作中。
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苏木西北部有段石筑长城遗址，墙体全用自然石块垒砌，目测基础宽约为3米，高低不等，蜿蜒西北而去，一连数十里，十分壮观。
在汉外城内侧，分布着许多土筑或石筑的正方形古代城障遗址，仅从“谷歌卫星地图”上即可清楚看到数十处此类遗址。可见这一带的汉代长城不仅越过阴山向北推进了许多，而且长期驻兵戍守。盖山林先生等于1976年曾对朝鲁库伦古城、青库伦古城、蓿亥古城、乌力吉高勒古城、再根胡图克库伦古城等进行了考证，其中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苏木西北50公里处的朝鲁库伦古城疑是汉代宿虏城。《汉书·地理志》五原郡固阳县下注：“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虏河城，又西得宿虏城”。此亦盖山林先生之考证依据。该石城遗址呈正方形，外边长约135米，基部宽约5.5米，残高约2.7米。城四角突出，城内有多条上城磴道，东墙有门，外筑瓮城。该城出土的铜镞、弩机牙、残剑、残甲片、五铢钱等遗物，也说明此地曾是汉代的一处边城。宿虏城等城塞与汉外城同时筑成，约在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弃守或移防时间约在呼韩邪单于内附之后。
为防止匈奴越过阴山进入河套并对中原构成威胁，战国、秦、汉等均在通往漠北的各孔道设置关隘，著名的有高阙塞、鸡鹿塞、满夷
谷等。修筑于阴山的这些大小关隘，都曾在戍守边地或通关互市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高阙塞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修筑在阴山的一处要塞，屡见于史籍，如《史记·匈奴传》“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使蒙恬将十万众，北击胡，渡河取高阙，据阳山、北假中”；《汉书·武帝记》“汉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出云中，西至高阙”。《史记正义》“高阙，山名，在五原北。两山相对若阙，甚高，故言高阙。”
赵国国君赵雍（武灵王）是位勇于革新的封建君主，他积极倡导和推行“胡服骑射”，并发布政令：废止原来着盔甲、乘兵车、使长矛等笨重的作战方法；仿照北方游牧民族穿短衣、骑马射箭，建立灵活机动、快速反应的骑兵部队。通过这种军事改革，促进了赵国的强盛，对外用兵连连取得胜利，使本国疆域不断扩大。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赵长城以及高阙塞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修筑的。
据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侯仁之先生考证，高阙塞的位置在今临河区以北狼山的石兰计山口，俗称两狼山口。依据是《汉书·地理志》有如下描述：“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峰俱峻，土俗名高阙也。”《水经注》则愈详：“阴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及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也，自阙北出荒中，阙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又“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汉元朔四年，卫青将十万人，败右贤王于高阙，即此地也。”
文中的“临戎县”，是指临戎县故城，遗址在今磴口县补隆淖河壕村附近。也就是说，高阙塞应在今临戎故城遗址以北、且“其山中断”处。实地观察，两狼山口正在临戎故城以北方向，“其山中断”，双峰突起，“望若阙焉”，其沟可通山后，即所谓“塞道”。因两狼山口的方位和地貌特征与历史文献中的“高阙”极为相似，所以，一般认为高阙塞应在这里。另外，同其他处相比，两狼山口内的“塞道”距离是最短的，仅数公里。因易突破，故“常置重捍”。
在两狼山口临近北出口处两侧的山上，均发现有用石头垒砌的遗迹，残高一米或更低。这些垒砌的石墙较整齐的一面都迎向北方，足
见当年修筑障塞主要是针对来自北方的入侵。历代均在此设防，也证明了高阙塞战略地位之重要。
实地勘察，两狼山口东侧还有一道山沟，两道山沟的北出口交合一处。东沟北出口遗址上，现今是一座水库，群山怀抱、波光粼粼，景色十分优美。
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镇（炭窑口）西15公里处的达巴图沟一带的山形地貌，与两狼山口颇为相似。沟口峰峦叠嶂，山涧泉水淙淙，筑在一侧台地上的石城，居高临下，十分险要。沟口附近还发现有烽燧等遗迹，显然古代这里曾是雄关要塞。该山口也在临戎故城之北，故有史家将高阙塞考证于此。另外，还有学者认为高阙塞在乌拉山或包头昆独龙沟一带。近年，围绕高阙塞位置问题引起史界关注，并为此争论不休。
鸡鹿塞是古代阴山地区的又一处关隘。《汉书·地理志》窳浑县下注“有道西北出鸡鹿塞，屠申泽在东。”《汉书·匈奴传》载：“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数千，送单于出鸡鹿塞。”史籍还记载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和亲、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耿秉北伐匈奴，皆由鸡鹿塞北出。
根据《汉书·地理志》等史籍记载，侯仁之先生将鸡鹿塞的确切位置考证于今磴口县西北一带狼山的阿隆格乃山口。今鸡鹿塞所在的阿隆格那山口，地处狼山西端，是穿越狼山的主要通道之一，而且在窳浑故城西北、屠申泽遗址西，符合史料记载。
古代，鸡鹿塞位置十分重要，是贯通阴山南北的咽喉要道。阿隆格乃山口前平坦广阔，呈扇形展开，东南是浩瀚的乌兰布和沙漠，两侧是绵延不断的群峰。进入沟内，峡深谷幽、泉水潺潺、烽燧遍布，景致特别。山口西侧的台地上，筑有一座方形石城，边长约70米左右，残高约7—8米，基部宽约5米。石城四角突出，南开一门，并筑有瓮城，城内且有上城磴道。该石城虽局部倾圮，但基本形状保存完好。驱车阿隆格乃山口附近，老远即可看到这座空悬绝壁、时隐时现的边城紫塞。
鸡鹿塞城址建筑年代不详，可能是汉武帝元朔初“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时的产物；或是徐自为筑汉外城时同时所筑；也可能是拔胡
将军郭昌和浞野侯赵破奴屯戍朔方时修筑。查早年发掘资料，城内下层曾出土陶罐、瓦片等汉代遗物，上层曾出土陶瓷、弩机、甲片等西夏遗物，可见此处不止一个文化层，继汉以后，西夏也曾沿用。
鸡鹿塞附近，有十余处烽燧遗址，相互间隔二、三里。这些烽燧除少数还可看出原来的形状外，其余均已坍塌成为碎石堆。在鸡鹿塞西南不远的一块台地上，有一处圆锥形石筑建筑，基部直径约30米，高约10余米，有盘旋上顶的磴道。建筑周围散落有许多汉砖，可能是原顶部的砖建筑崩塌所致。该建筑四周有高约1米的石头垒砌的围墙，南墙留门，门内还砌有一道照壁类的石矮墙。围墙呈长方形，南北长约60米，东西宽约30米。该遗址究竟系一处汉代军事设施，还是一处汉代墓葬？尚待进一步考证。该台地南端，有一处烽燧遗址，遗址附近排列有十余处小碎石堆，疑是古墓葬。近年该遗址被修葺一新，冠名“乌兰敖包”，立石注明是一名叫乌兰哈腾的蒙元女战将的墓地。这与侯仁之先生当年的考证结论出入较大。
阿隆格乃山口周围40公里之内，至少还有七、八处可通往漠北的山口。在这些山口内，均发现有汉代烽燧、亭障、城塞等。这些遗迹分布于鸡鹿塞周围，形成拱卫之势，说明汉代已形成了以鸡鹿塞为中心的阴山军事防御体系。
四、石刻岩画
近些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凿刻于狼山中的具有草原文化风格的岩画。这些散发着远古气息的鬼斧神工般的石刻作品，构成一道数百公里长的艺术画廊。
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就发现了狼山一带的岩画，并在其《水经注》中说：“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也谓之画石山也。”又说：“河水自临河县东经阳山南。汉书注曰：‘阳山在河北，指此山也’。东流经石迹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马之迹，故纳斯称焉。”文中所说的阳山即今狼山，石迹阜位置不详。实地考察，狼山中临近北河的岩画聚集地有炭窑口、大坝沟、滴水沟等处，“石迹阜”或“画石山”究竟指何处，无法断定。
上世纪七十年代，岩画学家盖山林先生在狼山地区发现了一条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20—40公里的岩画带，探查到的岩画达万余幅。盖山林先生将密集分布于这一带的岩画冠名“阴山岩画”［23］。
这些凿磨在深山幽谷中的悬崖绝壁、岩盘巨石、沟口岸坡上的岩画，由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等制作工具完成。从岩画风格、题材、色泽及字迹等判断分析，岩画始于新石器时代，止于清代，最早的岩画距今已有5000年左右。岩画作者有原始部落以及匈奴、敕勒、突厥、党项、蒙古等民族。岩画风格古朴、线条流畅，内容丰富，如：骑射狩猎、征战舞蹈、穹庐毡帐、日月星辰、手足蹄印、奇异图像、特殊符号、车轮车辆、民族文字，以及虎、豹、狼、狐、龟、蛇、野马、野鹿、野猪、野羊、驼、马、牛、羊、驴等野兽家畜。其中，狩猎场景和动物图案居多。
岩画与阴山地区的古代居民及各游牧民族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形象而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当时所处的自然环境、生活状况以及与大自然斗争的场景。并通过岩画这种独特的形式，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感情、精神世界、崇拜信仰和美学观念。［24］
乌拉特后旗境内的岩画分布于狼山的山贵沟、达拉盖沟、大坝沟、炭窑口等处。巴音宝力格镇（东升庙）东4公里的山贵沟内，有一支沟叫巴日沟，这里的一块石壁上凿刻着一幅群虎图。画面宽3.45米、高1.26米，由五只大虎组成，老虎形态各异、惟妙惟肖，可谓艺术佳品［25］。巴音宝力格镇西的大坝沟口周围石壁上，原凿磨有许多岩画，后因在此修水库遭到破坏。这里的岩画有日月星辰、精灵头像、执弓骑者、手足蹄印等。有些类人或类兽面孔的图像诡谲怪异、表情独特。沟里的一块光滑石壁上，还磨刻有一幅直径40公分的圆形图案。该图案由双圈组合，内有圆形双眼和嘴。磨痕宽约3公分、深约3公分［26］。呼和温都尔镇（炭窑口）山前一公里长的红色岩壁上，凿磨有马、牛、驼、虎等大型动物岩画。其中马高1.05米，身长约2.4米；虎高0.75米，身长约0.96米，且形像凶猛，口中似衔有小动物；牛高1.15米，身长约1.75米，双角如弯月，高大雄壮；驼体型高大，头部昂起，双峰耸立，身下还有羊、狗等小动物［27］。
磴口县西北狼山中的岩画分布于阿隆格乃沟、苏木图沟、格尔敖包沟、阿贵沟、乌斯台沟、额勒斯太沟、布都毛德沟等几条大沟及各支沟内。格尔敖包沟及支沟默勒赫图沟中的许多岩画造型奇特、表情怪异，颇让人费解。有的是将几种动物的面部特征抽象组合在一块，显得似兽非兽、狰狞可怖。有的仅是类似人的一双眼睛或一排牙齿，而非完整的五官。此类抽象的图案可能象征着祭祀崇拜天地神灵，或是祖先圣人等。默勒赫图沟有一处长约50米、高约20米的崖壁上磨刻着80余个类似人头的岩画，是阴山岩画中最密集的地点［28］。默勒赫图沟附近的浑迪沟内有一幅高1米、宽3.5米的岩画，上面刻有一列行进中的驼队，驼背上骑有人，驼队间尚有骑马者和步行人，像是出征或围猎，场面宏大、浩浩荡荡［29］。格尔敖包沟的另一支沟托林沟有2公里长的一条岩画带，岩画总数达500余幅。乌斯台沟内有一幅岩画，刻有一群狂奔的山羊和一只猛虎，并有一只奔向虎的狗。画面生动逼真，反映了当时的游牧生活状况。［30］布都毛德沟内的一块磐石上，刻有日月星辰、骑者、狩猎、弓箭、老虎、飞禽、山羊、鹿、马、狗等。这幅岩画高约14米、宽2.5米，如此巨大的画面和丰富的内容，实属罕见。［31］
乌拉特中旗境内的岩画分布于南部的地里哈日山、巴音努鲁山、乌珠尔山、韩乌拉山、几公海勒斯太山以及白其沟、庙沟等处。地里哈日山地岩画分布在5公里长的堆积着巨大石块的黑山上，从南坡直到山顶磨刻着上千幅岩画。地里哈日山西南8公里瓦窑沟一带的岩画也有近千幅。地里哈日山地及附近一带的岩画数量之多，为其他处所不及。这里的许多岩画内容都与古代阴山居民生活有关，如：牛、马、鹿、山羊、岩羊、骆驼、虎、狗、龟等野牲或家畜、狩猎、单人舞蹈或多人舞蹈、带男根的裸体、类人头像等。其中一块黑色巨石上刻有围猎图，有九个猎人张弓搭箭射向一群野羊，画面生动逼真，为河套先民狩猎生活的真实记录［32］。几公海勒斯山的一块宽1.33米、高0.82米的巨石上，磨刻着一只大牛，其身上有旋涡状的花纹，牛周围密布山羊、岩羊、龟等许多动物。牛和其他动物交织一起，难分难解，可谓镌刻技法独特。几公海勒斯的另一处岩画点上刻有一个持长弓的猎人，双腿弯曲，还长着像棒子一样的生殖器，形象十分逼真［33］。
近年，阴山岩画的历史价值及艺术价值，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作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阴山岩画也得到了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应有重视和保护。
注： ［1］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93页引文。
［2］《史记·匈奴列传》。
［3］《史记·匈奴列传》。
［4］《汉书·武帝纪》。
［5］《汉书·匈奴传》。
［6］盖山林《阴山岩画》。
［7］明《青史料》。
［8］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随着社会秩序的破坏，汉族人口全部退却，广大地区之内，田野荒芜，这就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时地表遗物任何作物的覆盖，从而大大助长了强烈的风蚀作用，终于使大面积表土破坏，覆沙飞扬，逐渐导致了这一地区沙漠的形成。”
［9］ 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引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一汉里等于414米，按此折算，屠申泽东西“百二十里”合今约50公里。
［10］《汉书》卷九四，“匈奴传”；《史记》卷一一0，（卫将军骠骑列传）。
［11］《史记》卷三十，“平淮书”；《汉书》卷二十九“武帝纪”。
［12］《汉书·匈奴传》。
［13］《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14］《史记》卷三十，“平淮书”。
［15］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89页列表。
［16］、［17］《汉书》卷九四。
［18］《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19］《汉书·匈奴传》。
［20］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87页注⑤：“按三万四千斛，合今六万八千斗，约二百余万斤。
［21］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106页注①。
［22］《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
[23]——【33】盖山林《阴山岩画》、《草原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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